所以当我们不从一般的历史观出发，而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皖南事变”时，就发觉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这是不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意志而转移的悲剧，它产生的根源，本质上还是来自国共双方的抗日策略.
延安在1940年5月4日发电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我们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
10月19日，中国军队最负责人蒋阿拉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此电系要求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的命令。11月19日，延安答覆：“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调往长江以北。”何、白先后于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7日发出皓电、齐电，勒令新四军限一月时间移向江北，最后的期限确定为12月31日。可新四军部与延安的电文往返商量的结果，却是过了这个期限才走。这一拖，便拖出悲剧来。